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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上海音乐学院第三年在大年初一举办镜厅新春音乐会。音乐会不售票，观众免费预约即可。消息发布后，仅0.7秒，所有名额告满。有的是音乐爱好者，了解上音这个传统，经验丰富地抢先一步预约；有的从未进过上海音乐学院，甚至没看过一场正式演出，但心向往之，全家总动员抢得一票；学院的保洁阿姨、食堂的厨师大哥，也受邀来听音乐会……现场座位不够，有人站着听完整场；觉得美好而感动，有人偷偷抹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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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此同时，我常常觉得，这些音乐本身需要更多的时间。另一个有意识的速度选择是作品142的第二首《降A大调即兴曲》，传统上通常演奏得比较快，但我并不认同那样的处理方式。在我看来，这首作品描绘了一个非常忧伤、非常深邃的世界，我选择的速度更有可能呈现出这一点，否则它听起来就像一次轻松的公园散步，尤其是在降A大调的调性下，很容易显得过于明亮、轻巧，而那并不是我感受到的。当然，我也会被一些演绎深深影响，我曾在威格莫尔音乐厅（Wigmore Hall）听到内田光子以很慢的速度演奏这首作品，这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。又比如《降G大调即兴曲》，霍洛维茨在维也纳的著名现场同样采用了很慢的速度，对我触动非常大。这些都比那些快的版本更让我感动，促使我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平衡。有时我也可能会走得太远，让时间几乎停滞下来，但这些判断往往发生在当下，是很难完全客观的。录音棚和现场演出也有所不同，我发现自己在录音时往往会比在音乐会中演奏得更慢，可能是因为录音环境极其安静，你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；而在现场演出中，肾上腺素会带来另一种动力。不同的情境自然会产生不同的速度选择，这并不一定是预设的，而是顺其自然的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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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此同时，1980年代中，Maggie姐还是铜锣湾第一夜总会一名普通的带位员。香港经济起飞时，每晚夜总会里的VIP房总是爆满，迟来的客人只能坐在最不受欢迎的大厅里。Maggie姐靠着伶牙俐齿，把客人安排得很是妥帖。不到一年时间，经理找到她，问她愿不愿意当妈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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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多方信息来看，再说客人，当年，迎面过来一个客人，打声招呼，塞给妈咪的小费就有一千多块。1990年，一个台湾客人包走了Maggie姐手下的一个女孩子，又怕她有损失，塞给她五六万块钱，还邀请她和家人去台湾玩了一趟。“现在连小费都不给，客人的素质越来越差了。”Maggie姐感叹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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